摘要：北京大學有著長遠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傳統，蔡元培、郭湛波、任繼愈、石峻、馮友蘭、李澤厚等先后從事過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哲學史)著述。20世紀90年代，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出現了新的轉向，逐漸朝著精致的專業主義方向發展。中國近代思想與古代思想有著根本的區別。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路徑主要可分為三條：以思想家為對象，以社會思潮為對象，以觀念(概念)演變為對象。近代中國圍繞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認識西方、建構未來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值得我們珍惜和繼承。歷史情懷與現實關懷的統一是我們拓展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未來應抱有的胸襟。
關鍵詞：中國近代思想史；20世紀90年代；學術轉向；思想遺產
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曾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1 從廣義的角度當然可以這樣理解。我們這里所討論的是狹義的思想史，即作為歷史學科一個分支的思想史，它是記述思想的歷史，甚或是思想的思想史。中國近代思想史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里是相對比較活躍且話題翻新不斷的一個分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從其初創迄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它的發展經驗及其學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值得總結2。
北京大學素有研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傳統。早在1923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即撰寫了長文《近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從西洋哲學的介紹和古代哲學的整理兩方面總結了近代中國從嚴復、康有為、王國維到胡適等人的哲學(思想)研究成就，這實際上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開始。被人們視為中國近代思想史開山之作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作者郭湛波，1932年畢業(一說肄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他的《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1935年初版后，“即請胡適之、馮芝生、張申府諸位先生指導，各有所是正，采其說增加和改正多處”3。胡適、馮友蘭、張申府都是有北大背景的師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思想史第一部教材是由石峻、任繼愈、朱伯崑編撰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他們三人均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教師，編寫此書是應當時教學需要趕寫而成。以《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年)、《中國古代思想史論》(1985年)、《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年)震動學界的思想史名家李澤厚，1950—1955年曾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本科，受到他的老師們的指導和影響，他在大學時代即已進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1955—1957年發表以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為研究對象的系列論文，他的成名和早熟當然是在北大打下的學業基礎結下的果實。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鎮馮友蘭，早年在北大就讀本科(1915—1918年),1952年院系調整后，從清華大學重回北大哲學系執教，晚年在燕園重新煥發異彩。他開始執筆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時，表示“只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4。到他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最后的總結時，他的心境真正到了“修辭立其誠”,“海闊天空我自飛”的境地5。他以95歲高齡完成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為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
從上述諸人研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背景和經歷可以看出，北大有研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傳統，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奠基、發展和演進，與北大學者的教研工作有著密切的關系。像北大這樣長期保持在這一領域的學術興趣和傳承，全國高校中堪稱獨此一家。
過去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可謂與時俱進。學者們研究的動機、闡述的主題、表現的思想、采用的方法都與其所處的時代和語境密切相關。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的研究都打下了濃厚的時代烙印。不過，與同時期中國近現代史著述不同程度地帶有即時性消費的痕跡，較快成為歷史的陳跡相比，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著作的生命力相對要長一些，郭湛波、馮友蘭、李澤厚等人相關著作的多次重版和外譯即是明證6。思想史著作畢竟有其不可磨滅的個性魅力和穿越時空的思想光芒。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演進經歷了三個維度的變化。第一，以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為代表的反傳統的維度。舉凡該書探討的問題，諸如“五十年來中國思想之演變”、“五十年來中國思想方法”、“五十年來中國舊思想之整理與批評”、“五十年來中國思想論戰”、五十年來外來思想的介紹，實為從甲午戰爭以后到20世紀30年代新思想演變的歷史總結。郭湛波自詡采用新的科學方法——即唯物辯證法和辯證法唯物論，顯示了他追求進步性的一面；他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和時代感，意識到“中國思想史”最重要的兩個階段，“一是戰國諸子，一是近代，而近代比戰國思想復雜”;近代的變革與人們有切膚的關系，“要研究近代中國思想，以明了今日中國思想之情況，演變，和將來之趨勢”7。他自稱，“本書以大無畏的精神，純粹站在學術立場上，無任何黨派的背景，以真理為依歸，無絲毫成見；不畏權勢，不循私情；本書所述各家，有許多為作者親授業之師，但不因師生之關系，而抹煞自己之見解，仍要秉筆直書，因此或不免有失禮之處，望諸師友原諒”8,顯示了其原初確有求真的學術沖動。
第二，以任繼愈、石峻、朱伯崑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維度。這是一部教材——一部貫徹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教材，題為“提綱”,實為簡明扼要。該書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基本描述表現出強烈的階級分析色彩：
中國近代的革命是中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而，中國近代思想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就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發生、發展及其衰頹和沒落的歷史；也是無產階級思想的成長和壯大乃至最后在中國獲得勝利的歷史。9
其基本內容主要是闡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進步思想，同時兼及“對于一切敵對思想的批判和總結一切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經過及其教訓”10。該書可以說是中國革命史范式向中國近代思想史領域伸展的成果，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教材，它培育和影響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第三，以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七冊為代表的以民主、科學為主體的啟蒙思想維度。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除了《譚嗣同研究》(1955年)、《康有為思想研究》(1955—1957年)、《十九世紀改良派變法維新思想研究》(1956年)、《論孫中山的思想》(1956年)四篇寫于1957年以前，其篇幅約占全書的一半以上，其他篇什，如《論嚴復》(1977年)、《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思想散論》(1978年)、《章太炎剖析》(1978年)、《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不詳)、《梁啟超王國維簡論》(不詳)、《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不詳)均在“文革”后寫作或發表，它們從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左傾路線出發，帶有明顯的糾正“左傾”錯誤、清算“文革”危害的傾向?！吨袊F代思想史論》則寫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時改革已經啟動，國門已經打開，知識界解放思想，打破禁區，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探索勇氣。李澤厚對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思想內容的分析和肯定、對中國革命與六代知識分子主題的提示、對“五四”以后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解讀、對“西體中用”命題的提煉，以及他別具一格的文字表述和揮灑自如的思想表述，為他的著作贏得了眾多青年讀者。馮友蘭在談到中國近代思想的主題時說：“中國維新時代的主題是向西方學習，進步的人們都向西方學習，但不能倒過來說，凡向西方學習的都是進步的人們。這要具體地分析，要看他學習的是什么。”11在具體評述嚴復的思想時，馮友蘭又說：“他在政治上宣傳‘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在學術上宣傳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這就抓住向西方學習的要點了。后來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更明確地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這當然比嚴復所提出的那些議論明確得多了。”12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論及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貢獻時，馮友蘭再次寫道：
新文化運動把新文化的要點歸結為兩件事：民主與科學。民主，并不是專指一種社會制度，而是一種人生態度和人與人的關系；科學，并不是指一種學問，而是一種思想方法。新文化運動講到這里，可以說是把西方的長處認識透了，把向西方學習說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實際上是一比較徹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們把封建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改變為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就是所謂“攻心”與“革心”的真實意義。13
顯然，馮先生是以把向西方學習民主、科學作為理解中國近代哲學(思想)史的一條主線。盡管如此，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不脫其舊作《中國哲學史》“正統”觀的窠臼，他還有表現“自我”的那一面，他對曾國藩歷史作用的肯定，對中國現代哲學新儒學一支的偏好，更多地表現了回歸“自我”的傾向，馮的影響主要是在專業學者圈。不過，李澤厚、馮友蘭對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的基本描述和把握，應當說還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框架之內，他們的自我發揮維持在一定的限度。李澤厚明確表示：
在這個近百年六代知識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為、魯迅、毛澤東，大概是最重要的三位，無論是就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說，或者就思想自身的敏銳、廣闊、原創性和復雜度說，或者就思想與個性合為一體從而具有獨特的人格特征說，都如此。也正是這三點的綜合，使他們成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最大人物。14
對康有為、魯迅、毛澤東的偏愛，表現了李澤厚當時的思想與學術共同體的主流傾向基本一致。再舉一例，在《胡適 陳獨秀 魯迅》這篇評述三位“五四”代表性人物的論文中，李澤厚的喜好順序其實也是反過來的，可見他的思想認識與主流意識形態并不矛盾。李先生的這一評判比較典型地反映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趣味。在接受中國革命史理論范式的規訓和熏陶方面，李澤厚比馮友蘭留下了更深的印跡。由于馮、李都是哲學專業出身，他們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哲學史)的著述更多地具有思辨的色彩和建構理論體系的向度，歷史的伸展并不充分15。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人文學界發生了新的轉向。這種轉向并不是像在改革開放之初以解放思想、打破禁區的形式展現，而是體現在朝著精致的專業主義方向發展。
首先是人們常說的所謂“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講究實證研究，注重文獻基礎，對那種天馬行空、無所依傍的空疏議論的摒棄，在學風上崇尚沉穩扎實、小心求證；講究學術規范，重視梳理學術史，其影響所致是思想史研究的淡化、學術史研究的重現。學界一度熱衷談論王國維、陳寅恪、吳宓、錢鐘書這類“學究”式的人物，這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有著“抑制”的作用。講求學術規范，則對學術研究的精致化要求相應提高。
其次對思想家評價的多元取向代替過去那種非此即彼、是非分明的單一評判。這主要表現在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嚴復、蔡元培、胡適的評價，對文化保守主義的重要代表梁漱溟、錢穆和海外新儒家的理解，對張君勱、張東蓀等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認識，重現了近代中國思想界內在的多條進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在經歷了1978年以前的革命史范式、80年代的反傳統的現代化范式之后，開始呈現新的多樣化的狀態。
再次是學術生產的主體發生了代際替換。20世紀90年代以后學術生產隊伍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培養起來的大學生、研究生為主，在此之前，以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生為主。新一代知識分子經過十余年的學術積累，在思想解放、學術視野、知識結構、專業素養方面較上一代學者都有了明顯提高。新一代知識分子回歸傳統，走向世界，在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上有了新的拓展。90年代涌現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者在研究領域的開拓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方面均與上一代學者(主要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有了新的不同，這種相異隨著時間的延續，呈現加強的趨勢。
最后是隨著新世紀以后中國國力的迅速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國人的自信心空前提高，中國學人的國際視野大為擴展，文化自覺相應增強。中國學術界漸漸以平等的眼光環視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評判價值標準和思考視角逐漸發生新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那種重西輕中的偏向逐漸得以糾正，謀求中西平衡的努力持續增強。
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文學界的上述變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文獻資料的發掘和大規模整理，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的批量生產，中國近代思想史話題的不斷翻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各種觀點爭奇斗妍，今天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面貌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總結中提出并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從中國哲學史的傳統看哲學的性質及其作用；二是從中國哲學的傳統看世界哲學的未來。他認為，“真正的哲學不是初級的科學，不是太上科學，也不是科學。這是它的性質決定的”。在他看來，哲學“是對于實際無所肯定，科學則是對實際有所肯定”,“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哲學是以研究人為中心的‘人學’”。他以一個哲學家終身研究的經驗證明：“現代歷史是向著‘仇必和而解’這個方向發展的，但歷史發展的過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時間，必須以世紀計算。”“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16這是馮先生積十余年寫作、研究心得所得出的最后結論，也是他的思想遺托。
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雖未以總結殿后，但也留有《后記》,他不像一般的后記那樣，講一些客套的感謝語，而是大致提煉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表示自己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其中心主題是探討辛亥革命到“文革”期間六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在他看來，“這些知識分子如何能從傳統中轉換出來，用創造性的歷史工作，把中國真正引向世界，是雖連綿六代卻至今尚遠未完成的課題。這仍是一條漫長的路”17。李先生對近百年知識分子主題的揭示，對后來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具有一定的引發作用。
近代中國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思想遺產?我們該怎樣清理和繼承這些思想遺產?這是我在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時遇到的兩個問題。中國近代思想與古代思想有著根本的區別。傳統儒學以四書五經(或十三經)為經籍，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思想路線，以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為價值體系。近代中國是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它的思想主題是探尋國家富強，如何促使中國現代化。甲午戰爭以后，進化論經嚴復的譯介傳入中國，中國士人的內在世界開始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天演論”作為一個隱喻，啟示著人們適應時代的變革潮流，求變、維新、變法成為思想的主流。20世紀初，清廷宣布新政，廢除科舉，新式學堂大量涌現，大批青年學生奔赴東瀛留學，中國教育體制的去舊迎新趨勢基本底定。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五四”以后走向主義建構的時代，“主義”關注的是個人、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以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為主軸，社會、文明(文化)、國家、民族、階級成為人們認識世界新的關鍵詞，民主、自由、科學、解放、革命這些新概念、新名詞由于符合新文化的氣質而被高頻使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逐漸形成三民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文化傳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不同主義的選擇，中國思想界形成新的場域。因此，近代中國思想所闡述的主題，所使用的范疇，所構建的話語體系，與古代思想可以說大相徑庭。
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路徑主要可分為三條：以思想家為對象，以社會思潮為對象，以觀念(概念)演變為對象。由于人是思想的主體，研究思想者(家)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原初狀態和基本常態。與此相適應，中國近代思想文獻的整理主要是以思想家文獻為主。實際上，文獻整理與思想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對思想家的處理主要是對其思想的前因后果、內源外延、合理內核、思想個性、外在影響、歷史定位做出精準的描述，以達“述學”之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論定思想家若如給人畫像，最重要的是像他，從形態到神態畫若其人。
近代思潮五光十色、流光溢彩。但近代思潮發展得并不充分，真正從思潮演變到流派，進而形成一種思想傳統，可以說屈指可數。近代思想流派后繼有人承傳者，只有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現代新儒家這幾家，大多數思潮似乎尚未形成流派就歸于沉寂。因此，研究近代思潮、流派，對他們作確定性的把握和定位并不容易。多數思潮、流派稍縱即逝、曇花一現。研究思潮更能看出思想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思想家的主張如不能發展成為思潮，只是停留在個人的精神世界里，就沒有影響力可言。涓涓細流如能匯聚成一股巨流，掀起社會的大浪，洶涌澎湃，就能對社會產生巨大的能動作用。近代思潮與思想流派往往與政治結合在一起，謀求在政治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他們的升降沉浮也與其政治命運并聯在一起，這給我們的研究多少增添了幾分困難。
近代中國外來的新觀念、新名詞、新術語、新概念層出不窮。很多詞匯雖古已有之，但到了近代，其含義轉換，已完全不同于古義。西方思想史界出版過兩部這方面的工具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和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8。西方學術界對觀念史的處理已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技術、方法。相對而言，中文世界的觀念史研究可以說方興未艾，最近十年來才零星可見這方面的一些學術性成果19,觀念史文獻材料的整理仍然甚少，現有的研究主要依賴各種數據庫，文獻基礎比較薄弱，觀念史研究尚存較大的發掘空間。
中國近代思想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在近代，由于人們對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改革與繼承的關系等問題有不同的思考，形成不同的思路，因而產生了思想流派與各種主義之爭。從論爭的思想規模來看，近代的思想流派之爭較諸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之爭，其規模和復雜程度要大得多。盡管后來有些思想流派逐漸歸于寂滅，但他們的思想蘊含的合理性仍值得我們去體味。我個人覺得，對近代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價值不能簡單以他們的政治地位或政治作用來評判，盡管政治是近代中國的核心，有些思想(如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派，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因為在政治上失勢而歸于消沉，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存在的合理性的喪失。對他們的思想價值，我們應該給予必要的尊重。對于文化傳統主義亦應如此。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注意一種現象，即在給某位思想家貼上一個標簽以后，就忽略他的其他思想屬性，從而將其作單一化的處理。這些在近三十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已經得到論者們的認可。具體來說，中國近代思想給我們留下了三個方面值得珍視的重要遺產：
第一，近代中國的思想家重估傳統，批判舊學，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給予深刻反省。他們或以“中體西用”的模式保存中學，或以“國粹”的樣態保守國學，或以“國故”的方式處理固有的學術文化，或以舊文化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處理留下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傳統文化漸行漸遠，歷史資源越來越稀薄的當下，我們越來越珍視本民族的歷史文化資源，近人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值得我們借鑒和反思。
第二，近代中國的基本趨向是走向世界，向西方學習。從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20,主要是在軍事上師法西方列強的長技“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到洋務運動，致力于“自強求富”,仿效西方的工業化運動。從維新運動，實施新政，效法日本、俄國的君主立憲，到辛亥革命，以推翻君主專制，追求美國的共和政體為目標。從新文化運動認定的西方近代化精髓在于民主、科學，到胡適等自由派提出“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的現代化”21。我們可以看出，近代思想家對西方的認識、對現代化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他們對中西關系的把握也越來越成熟，他們的思想成長過程值得我們省思。
第三，近代中國充滿了對未來世界的憧憬和想象，產生了像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這樣對新社會的理論建構和宏偉構想，為時代的進步勾畫了一幅幅新的藍圖。他們對未來社會的設想逐漸由烏托邦式的空想，發展到腳踏實地的合乎科學的社會主義理想，近代中國一步一步走向光明，最終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梳理近代中國的思想旅程和社會理想，對于我們推動21世紀中國社會朝著更為美好的方向發展，對于我們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費孝通先生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22的人類世界新秩序有著重要的啟示。
近代中國是一座擁有豐富思想資源的寶藏。對于這座寶藏，我們要像開掘礦藏那樣，本著合理發掘、保護利用、消化充實的原則，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加以繼承和發揚。具體如何處理?我相信這仍是一個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途徑，自然有賴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創新，而學術創新除了依賴學者的勤奮工作和拓寬視野外，更需要學術界形成互相爭鳴、寬松包容的氛圍。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雖貼近現實，畢竟又還是歷史，歷史情懷與現實關懷的統一是我們拓展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未來應抱有的胸襟。
注釋：
1.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04頁。
2.參見歐陽哲生:《作為學科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下),《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6、7期。
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再版自序》,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頁。
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頁。
5.參見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自序》,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
6.以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書為例,該書有多種譯本,國外版有:神谷正男的《現代中國思想史》(東京:生活社,1940年)、Laurence G.Thompson,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London:Allen & Unwin,1956);中國港臺版有:《近代中國思想史》(增訂版)、《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增訂版),香港龍門書店1966年版、1973年再版;中國大陸新版有:上海書店1989年版、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和2010年版、岳麓書社2014年版。
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再版自序》,第7頁。
8.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再版自序》,第6-7頁。
9.石峻、任繼愈、朱伯崑編:《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10頁。
10.石峻、任繼愈、朱伯崑編:《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第11頁。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頁。
1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第176頁。
13.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第55頁。
14.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第344頁。
15.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自序》中說:“我的哲學史工作向來是注重于對于狹義的哲學問題的討論。在30年代,我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出版時,我就自己說,我的書是哲學多而歷史少。”“這一冊《新編》看起來好像是一部政治社會思想史,這種情況是有的,但這不是由于我的作風改變,而是由于時代不同了。”如若與其他中國近代哲學史(思想史)著述比較,應當說,馮氏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七冊,其思辨性還是要強一些。
16.參見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第258、271頁。
17.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第344頁。
18.Philip P.Wiener ed.,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8,1973.此書有中譯本,即李亦園等譯:《觀念史大辭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Maryanne Cline Horowitz,ed.,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4.
19.近年來,有關中國近代觀念史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方維規:《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20.魏源:《海國圖志原敘》,見《魏源全集》(第4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2頁。
21.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5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11-413頁。
22.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見《費孝通九十新語》,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第316頁。